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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南方周刊》刊发了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文中的一张配图着实耐人寻味，正是叶剑英于1978年会见旅法华侨唐纳时的合影，由此，一段尘封多年的旧人旧事渐渐浮出水面。
当年的叶剑英已是德高望重、地位尊崇的国家领导人，亲自会见唐纳，足以见得他对此人的重视，此外，就在那张合影中，唐纳则站在最重要的居中位置。
身为江青前夫，长久以来，唐纳总是被世人误解、嘲讽、贬低，满心爱国热忱总是被无视，与江青的那段糟糕情史几乎成了他的一生阴霾。
难道，真实的唐纳就如此不堪吗？如今回看，太多迹象表明，表面为情所困的他实则有着特殊的身份、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不尽人意的风评恰恰给了他最好的保护。
本文，笔者将为你讲述唐纳这位“谜一样的男人”鲜为人知的人生轨迹。
唐纳本名马继宗，早在他与江青坠入爱河之前，就已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接触电影行业，从影评到编剧、编曲、演绎均有涉猎，奋斗足迹遍布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是当时公认的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
在上海，他参与过《大公报》的编辑工作，还出演过喜剧片、做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参与了话剧《中国万岁》的创作，一度引发当地强烈轰动；到重庆，他在英国新闻处做过译员，还坚持开展进步戏剧活动；回归上海后，他成了《时事新报》的主笔，还是《文汇报》的总编辑。
绝对超凡的文艺、写作实力让身边人都认识到唐纳的出类拔萃，看起来，多方游走、积极工作的他的确十分高调，事实上，他在这其中还坚守着一份低调，便是身为中共党员的身份。
早在与江青热恋之际，唐纳就已经加入共青团，后续入党时间不详，而江青也曾是左翼文艺女青年，两人的相爱，从某种程度来说，的确有着很深的政治思想基础。
从这一点来看，唐纳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当之无愧的老革命，究其思想底色，正如他当年向革命后辈传输的革命理想那般。
“救亡图存，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源于此，不为人知的共产党员身份，才是解开唐纳身份之谜的关键钥匙，至于他从何时起让世人感到迷离奇异，还要从解放前夕离国远去说起。
1948年9月9日，唐纳与几位革命同仁一同创刊香港《文汇报》并出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他又突然提出辞呈，此举令身边人惊讶不已。
“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
“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
可想而知，对于唐纳的如此解释，身边人是很难理解的，相传，他曾私下告诉过一位年轻编辑真实原因。
“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
显而易见，他口中的女郎必定是当时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可从后续事态发展来看，唐纳的远走他乡绝非避祸这么简单，换言之，他要面对的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战场。
之所以笔者这样说，与唐纳的至交好友潘汉年有关，此人长期出没于敌占区和国统区，将公开的统战工作与地下工作结合得出神入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功勋卓著的领导人。
潘汉年当年极为关心《文汇报》的创刊进展，自然与唐纳有着频繁的接触，而唐纳早年同学吴大琨曾在撰写回忆录时巧妙地揭开了两人之间的工作关系。
“离开苏中后，唐纳继续为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远去海外。建国初，我在上海偶遇潘汉年，潘对我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其实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江青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
从这一点看，唐纳的赴美是潘汉年在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局的前瞻性体现，就在唐纳辞任《文汇报》总编辑之后，也是潘汉年嘱咐他人不必强留，这些细节足以说明，潘汉年很大可能是唐纳赴美的主导者与知情人。
只不过，当时的两人注定想不到，潘汉年会在1955年含冤入狱，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如若唐纳留在国内，即便不会遭到江青刁难，他也必定躲不过潘汉年一案的浩劫。
凭着这份幸运，唐纳赴美后，开始了新的生活，与北洋政府时代的中国驻法大使陈箓之女陈润琼结为夫妻，也就是潘汉年口中的“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
从那之后，唐纳陪伴爱妻工作之余，自己则经营起了一家中餐馆，两人最终定居法国，生活平静且安逸。
至于开篇提到的情景，发生在1978年唐纳的首次归国之旅，全程极为低调，他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至于叶剑英与他的见面，就显得极有深意了。
要知道，叶剑英在战争年代曾在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的同时监管港澳、海外情报以及统战事务等，单凭唐纳的华侨身份如何能够在多年后受到叶剑英接见这样高规格的礼遇？
只有一个猜测，那就是唐纳早年便是我党特殊战线一名战士，在他远赴海外后，极有可能一直继续着情报工作，继续为新中国情报工作贡献力量，至于迎娶国民党高官后代一事，如那些风流韵事一般，对唐纳真实身份的隐藏都形成了最好的保护。
至于这位特殊战士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动人事迹，我们也只能等到更多相关档案公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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